新史料丨《吴忠信日记》出版
作者：吴忠信
出版社：民国历史文化学社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20/09/28
吴忠信（1884-1959），字礼卿，别号恕庵，安徽合肥人。早年投身行伍，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任首都警察总监。国民政府成立后，历任安徽省政府主席、贵州省政府主席、蒙藏委员会委员长、新疆省政府主席，后当选国大代表，再任“总统府”秘书长。
日记是研究历史人物的重要素材，不仅可以研究传主一生经历与思想，同时也可以研究相关人物的生平与过往。吴忠信自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顾问时开始逐日撰写日记，至1959年因肝硬化逝世为止，共有34年的日记。期间贯穿了国民政府自北伐统一、训政建国、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以及政府迁台初期的几个重要阶段。
吴忠信曾任安徽、贵州省政府主席等方面大员，是蒋中正的重要左右手。也曾以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的身分入藏办理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后又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故对蒙古、西藏、新疆等边政与边事亦关注。他与桂系的关系颇佳，也多次担任沟通中央（蒋中正）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间的桥梁。因此日记中除了个人私事，对地方建设、边政、国民政府内部的势力折冲也皆有提及。这批日记的出版，足以开拓民国史研究的新视角。
《吴忠信日记》导读
王文隆／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
一、吴忠信生平
吴忠信（1884-1959），字礼卿，一字守坚，别号恕庵，安徽合肥人。1900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光绪帝与慈禧太后西逃，鉴于国难而前往江宁（南京）进入江南将弁学堂，时年仅十七。1905年夏天毕业后，奉派前往镇江办理征兵，旋受命为陆军第九镇第三十五标第三营管带，开始行伍生涯。来年经杨卓林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1911年武昌起义，全国响应。林述庆光复镇江，自立为都督，任吴忠信为军务部部长，后改委为江浙沪联军总司令部总执行法官兼兵站总监。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奠都南京，吴忠信任首都警察总监。孙中山辞职后，吴忠信转至上海《民立报》供职，二次革命讨袁时复任首都警察总监，失败后亡命日本，加入孙中山重建的中华革命党。并于 1915年，在陈其美（字英士）带领下，与蒋中正同往上海法国租界参预讨袁戎机，奠下与蒋中正的深厚情谊。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组织军政府，吴忠信奉召前往担任作战科参谋，襄助作战科主任蒋中正，两人合作关系益臻紧密。尔后，吴忠信陆续担任粤军第二军总指挥、桂林卫戍司令等职。1922年，吴忠信作为孙中山的全权代表之一员，与段祺瑞、张作霖共商三方合作事宜。同年 4月前往上海时，因肠胃病发作，辞去军职，卜居苏州。尔后数年皆以身体不适为辞，在家休养，与好友罗良鉴（字俈子）等人研究诸子百家。
1926年 7月，蒋中正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誓师北伐，同年 11月克复南昌后，邀请吴忠信出任总司令部顾问，其后历任江苏省政府委员、淞沪警察厅厅长、建设委员会委员、河北编遣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1929年，因国家需要建设，前往欧美考察十个月。1931年2月奉派为导淮委员会委员，同月监察院成立，又任监察委员。1932年3月受任为安徽省政府主席，次年 5月辞职获准后，转任军事委员会南昌行营总参议。1935年 4月担任贵州省政府主席，次年4月因胃肠病复发加以两广事变，呈请辞职，奉调为蒙藏委员会委员长。自此主掌边政八年，期间曾亲赴西藏主持达赖喇嘛坐床、前往兰州致祭成吉思汗陵，并视察宁夏、青海及新疆等边疆各地。1944年9月调任新疆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对内以绥抚为主，对外应付苏联及三区（伊犁、塔城、阿山）革命问题，1946年3月辞任后，任国民政府委员，并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
1948年 4月，蒋中正当选行宪后第一任中华民国总统，敦聘吴忠信为总统府资政，复于该年年底委为总统府秘书长。1949年1月21日蒋中正引退后，吴忠信坚辞秘书长职务，仅保留资政一职。上海易手之前，吴忠信举家迁往台湾，被推为中国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委员，并任中国银行董事、中央银行常务理事。1953年7月起，担任中央纪律委员会主任委员。1959年10月，吴忠信腹泻不止，误以为肠胃痼疾发作，未加重视。不久病情加剧，乃送至荣民总医院，诊疗结果为肝硬化，医药罔效，于该年 12月16日辞世。
二、《吴忠信日记》的史料价值
吴忠信自 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顾问时开始撰写日记，至1959年辞世前为止，共有 34年的日记。其中 1937、1938年日记存藏于香港，1941年年底日军占领香港时未及携出而焚毁，因而有两年阙佚（1942.3.15《吴忠信日记》）。
《吴忠信日记》部分内容，例如《西藏纪游》、《西藏纪要》以及《吴忠信主新日记》曾先后出版，披露其在 1933年经英印入藏办理达赖喇嘛坐床大典以及 1944年出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之过程，其余日记内容大多未经公开。现在透过民国历史文化学社的努力，将该批日记现存部分，重新打字、校订出版，以飨学界。这批日记的出版，足以开拓民国史研究的新视角。
（一）蒋吴情谊
蒋中正与吴忠信的情谊在日记中处处可见。除众所周知的托其就近关照蒋纬国及姚冶诚一事外，蒋中正派任吴忠信为地方首长的背后，也有藉信赖之人，安顿地方、居间调处的考虑。如吴忠信于 1935年4月派为贵州省政府主席，原以江南为实力基础的南京国民政府，得以将其力量延伸入西南，在当地推展教育与交通等基础建设，并透过吴忠信居间沟通协调南京与桂系关系，从日记中经常记述与桂系来人谈话可见一斑。而陈诚此时以追剿为名，率中央军进入贵州，在吴忠信与陈诚两人通力合作之下，加强中央对贵州的掌控，为未来抗战的后方准备奠立基础。又如吴忠信于抗战末期接掌新疆省务，以中央委派之姿取代盛世才为新疆省政府主席，一改「新疆王」盛世才当政时的高压政策，采取怀柔态度，释放羁押的汉、维人士，并派员宣抚南疆，图使新疆亲近中央，这都得是在蒋中正对吴忠信的高度信任下，才能主导的。当蒋中正于 1949年 1月下野，李宗仁代总统时，吴忠信居间穿梭蒋中正、李宗仁二人之间，由是可见吴忠信在二人心中的特殊地位。直至蒋中正于 1950年3月1日「复行视事」，每个布局几乎都有吴忠信的角色存在。
（二）蒙藏边政
吴忠信长年担任蒙藏委员会主任委员，关于边疆问题的观点与处置，也是《吴忠信日记》极具参考价值的部分。吴忠信掌理蒙藏委员会，恰于全面抗战爆发前至抗战末期，在边政的处置上，期盼蒙、藏、维等边疆少数民族能在日敌当前的情况下，亲近中央、维持稳定。针对蒙藏，吴忠信各有安排，如将蒙古族珍视的成吉思汗陵墓迁移兰州，以免日敌利用此一象征的用心。对于藏政，则透过协助班禅移灵回藏（1937年）、达赖坐床大典（1940年2月）等重要活动，维护中央权威，避免西藏藉英国支持而逐渐脱离中央掌控。1940年5月于拉萨设置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是最成功的宣示，力采「团结蒙古、安定西藏」的策略，稳定边陲。吴忠信亲身参与、接触的人面广泛，对于边事的观察与品评，值得读者深思推敲。
（三）贯穿民国史的观察
长达34年的《吴忠信日记》，贯穿了国民政府自北伐统一、训政建国、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以及政府迁台初期的几个重要阶段。透过吴忠信得以贴近观察各阶段的施政重心与处置办法，以个人史或是生活史的角度，观察党政要员在这些动荡之中的处境、心境与动态。更能搭配其他同样经历人士的纪录，相互左证。
三、日记所见的个人特质
日记撰述，能见记主公私生活，从中探知其性格与思维，就日记的内容来分析，或许能得知吴忠信的个人特质。
（一）爱家重情
吴忠信的爱家与重情，有两个层面，一是对于家族的关怀，一是对于乡谊、政谊的看重。家人一直都是他的牵绊与记挂，他与正室王惟仁于 1906年结婚，却膝下无子。在惟仁的宽宏下，年四十迎娶侧室湘君，1926年初得长女驯叔，尝到为人父的喜悦。尔后湘君又生长子申叔，使得吴家有后，但没过多久，湘君竟因肺炎撒手人寰，年方二十五，使得吴忠信数日皆伤心欲绝，在日记中曾写道：「自伊去后，时刻难忘。每一念及，不知所从。」（1932.12.31《吴忠信日记》）尔后吴忠信经常前往湘君坟上流连，一解思念之情。湘君故后，吴忠信又迎娶丽君（后改名丽安），生了庸叔、光叔两子。不过吴忠信与丽安感情不睦，经常争执，在日记中多次记下此事的烦扰。吴忠信重视子女教育，抗战胜利后，驯叔赴美求学，嫁给同样赴美、专攻数量经济学的林少宫，生下了外孙，让吴忠信相当高兴。1954年，或因听闻林少宫将携家带眷离美赴大陆，吴忠信并不赞成，不断去函驯叔劝其留在美国，如果一定要离开，也务必来台。同年 8月6日，吴忠信获悉驯叔一家已经离开美国，不知所踪，从此以后，日记鲜少提到这个疼爱的女儿。这一年年末在日记的总结写道：「最烦神是子女问题，尤其家事真是一言难尽。」表现出心中的苦闷。
吴忠信相当看重安徽同乡，安徽从政前辈中最敬重的要属北京政府国务总理段祺瑞，两人政治立场并不兼容，但乡谊仍重。吴忠信自段祺瑞移居上海后，经常从苏州前往探望，段祺瑞身故时，也亲往吊祭。对于同乡后进，无论是在政界或是学界，多所关照，愿意接见、培养或是推介，因此深为乡里所敬重。如1939年在段祺瑞女婿奚东曙的引介下，会晤出身安徽舒城的孙立人，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孙立人〕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国学陆军，八一三上海抗日之后，身负重伤，勇敢可佩。此人头脑清楚，知识丰富，本省后起之秀。」（1939.9.28《吴忠信日记》）颇为欣赏。或许是命运的作弄，当1955年爆发郭廷亮匪谍案时，吴忠信恰为九人调查委员会的一员，于公不能不办，但于私仍同情孙立人的处境，认为他「一生戎马，功在党国，得此结果，内心之苦痛，可以想见，我亦不愿多言，是非曲直留待历史批评」。
吴忠信同样在乎的还有政谊，尽力多方关照共事的同事。如罗良鉴不仅是他生活的良伴，也是与他同任安徽省政府委员的至交，两人都在苏州购地造园，经常往来。尔后，吴忠信主政安徽省、贵州省与蒙藏委员会时，罗良鉴都是他的左右手，离任蒙藏委员会时，更推荐罗良鉴继任。1948年12月21日，罗良鉴夫妇自上海前往香港，飞机失事罹难，来年骨灰归葬苏州。吴忠信在蒋、李两方居间穿梭繁忙之际，特地回到苏州参加丧礼，深为数十年好友之失而悲痛，可看出吴忠信个人重情、真诚的一面。
（二）做人做事有志气有宗旨
吴忠信曾经在1939年元旦的自勉中，自述「余以为做人做事，必有志气，有宗旨，然后尽力以赴，始可有成。」另亦述及「自入同盟会、中华革命党而迄于今，未敢稍渝此旨。至以处人论，则一秉真诚，不事欺饰，对于人我分际之间，亦尝三致意焉。」这是他向来自持的。就与蒋中正的关系而论，自诩亦掌握此一原则，他在同日又记下：「余与蒋相处，民十五后可分三个阶段，由十六年起至十八春出洋止，以革命党同志精神处之；由十九年游欧美归国起至二十一年任安徽省主席以前止，则以朋友方式处之；由安徽主席起以至于今，则以部属方式处之。比年服务中枢，余于本身职掌外，少所建议，于少数交游外，少所往还，良以分际既殊，其相处之标准，不可不因之而异也。余在过去十二年来，因持有上述之宗旨与标准，故对国事，如在沪、在平、在皖、在黔及目前之在蒙藏委员会，均能振刷调整，略有建树，丝毫未之贻误；对友人如过去之与蒋，虽交谊深厚，然他人则与之误会丛生，而余仍能保持此种良好关系，感情日有增进，而毫无芥蒂。……即无论国家之情势若何，当一本过去，对国竭其忠、对友竭其力，如此而已。概括言之：即「救国」、「助友」两大方针是也。」
由此可知，在吴忠信待人之原则，必先确认两人之关系，进而以身分为断，调整相待之礼。他长时间服务公职，练就出一套为公不私的原则，经常在日记中自记用人、荐人之大公无私，此亦为其「救国」、「助友」之显现，常以「天理、国法、人情」与来者共勉。
四、结语
吴忠信于公历任军政要职，于私是家族中的支柱。公私奔忙之余，园艺之乐，或许才是他的最爱。他常在一手规划的苏州庭园里，亲自修剪、坌土，手植的紫藤、枫树、柳树、红梅、白梅等在园中，随着季节的变化而映放姿彩，园林美景是他内心的慰藉。吴忠信1949年回苏州参加罗良鉴夫妇葬礼后，短暂地回到自宅园林，感叹地写道：「园中红梅业已开散，白梅尚在开放，香味怡人。果能时局平定，余能常住此园以养残年，余愿足矣。」（1949.2.21《吴忠信日记》）可惜，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苏州，之后再无重返机会，愿与天违。
这份与民国史事有补阙作用的《吴忠信日记》并非全出于其个人手笔，部分内容为下属或亲属经其口述誊写而成。1940年，他就提到：「余自入藏以来，身体时常不适，且事务纷繁，日记不时中断，故托纕蘅兄代记，国书侄代缮。」（1940.1.23《吴忠信日记》）且在记述中，也有于当日日记之末，嘱咐某一段落应增添某公文，或是某电文的文字，或可见其在撰述日记之时，便有日后公诸于世的预想。或许是如此，吴忠信在撰写日记时，不乏为自己的行动辩白，或是对他人、事件之品评有所保留的情况，此或许是利用此份日记时须加以留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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