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倪嗣冲与安徽省议会的关系 ——— 以 1916 － 1919 年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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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省食盐“每年销行四十余万引，每引四百斤。如 能加征八元，分之，则每斤只摊二十八文，以每人 每年食盐七斤计之，则每人每年只担负一百九十六文，为数至微”。而这样一来，安徽每年可得 320 万元，除去短收之数和缉私等经费外，以 300 万元建立因利银行，专门用来帮扶实业发展。“期 以十年，然后停征”，可得 3000 万元。倪认为以此 巨款经营实业，“举凡农田之未垦、矿产之未开以 及纺纱织布一切工艺之待兴者，皆可一一兴办”， 并且在五年之后，用银行所得余利开办教育，一 定能广开民智，精益求精。行之数年之后，必将成 效大著。倪的目的在于“富者因银行之利，兴办实 业，可以保其富; 贫者因富者之利，图谋生业，可 以疗其贫。由富加教，子孙均蒙其福。”[ 3 ] 最终达 到皖人富足，国家强盛。 针对兵焚之余，民穷财尽的背景下，能否实 行盐斤加价的疑虑，倪嗣冲引实例证之，“吾今岁 行军，师过湘鄂之境。宜昌盐价，每斤三百二十 文; 岳州盐价，每斤二百六十文，未闻湘鄂之民因 淡食而致死也。溯之二十年前，皖北盐价每斤三 十余文，今则倍之，皖中、皖南更增至百数十文， 亦未因淡食而致死也。”[ 4 ] 盐，乃日常生活之必需品，亦无代用品，无论
1917 年 4 月 8 日，芜湖总商会各董事开特别 会议，讨论良久，“均持反对主义”[ 7 ] 。后拟具意见 书，函请安庆、正阳、大通三商会一致力争，向省 议会请议。[ 8 ] 安徽总商会也致函省议会，称皖省 正属创巨痛深之际，对现有的各种税收已觉难以 担负，若再增加盐价，私盐必定充斥，民更不堪 命。函中对倪嗣冲关于湘鄂和皖省盐价的论述也 提出了质疑，辩称鄂湘盐价腾贵，“亦不过临时而 已”。最后函中还提出了实行盐斤加价以外的其 他办法，如改良税则、听凭人民自由集股兴办公 司、保护奖劝实业等，“至教育经费不足，或于附 加税内挹注，或向地方绅商捐助，均尚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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