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宝

孙多森实业兴邦 发布时间：2019-05-22 作者： 时洪平 阅读次数：995[字体：大 中 小] 　　孙多森创办了中国第一家华商面粉厂——阜丰面粉 厂，出任了中国银行第一任总裁，开办了中国第一家私人 银行——中孚银行，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和金融业的开 创者和奠基者。 　　孙多森（1867—1919），字荫庭，安徽寿县城关人。其父孙 传樾曾任江苏记名道、南京洋务局总办。家资巨富。光绪十一年（1885），孙多森中秀才，继为贡生，捐候补同知衔。 　　创办中国第一华商面粉厂 　　在晚清政府的高官中，其子弟能够在实业界有所作为的，除 李鸿章的终身幕僚、两江总督周馥的子孙——周学熙三代人前赴 后继，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实业集团，在北洋时期颇能呼风唤 雨外，就要数寿州孙氏家族了。周家的实业领袖是周学熙，孙家 的首领则是孙多森。他们有着得天独厚的政治背景，原本是吃穿 不愁的公子哥儿，但他们没有学晚清“八旗子弟”的样子，而是 选择了一条艰苦的实业之路。 　　孙多森的祖老太爷孙家鼐，兄弟五个，都是读书人，出了一 个状元、三个进士、一个举人。孙家有副对联：“一门三进士， 五子四登科。”这样一个书香门弟，后代中理应出大学问家、入 仕做官才是。然而，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使孙家子弟大都 走向了实业之路，其中与孙多森的母亲李太夫人大有关系。 　　孙多森的母亲是李鸿章的侄女，是李鸿章的大哥李瀚章的二 小姐。受李鸿章办洋务的影响，思想颇为开放。她不主张子孙后 代走科举的老路，而要他们学洋文，办洋务。她曾教育孙多鑫、 孙多森兄弟：“当今欧风东渐，欲求子弟不坠家声、重振家业， 必须攻习洋文，以求洞晓世界大势，否则断难与人争名于朝，争 利于市……”孙多森弟兄俩，按照其母的指点，在其父去世之后， 发奋创业，先去扬州，向姑夫何维键（著名盐商、扬州何园的主 人）借了盐票办盐。他们依靠官僚家庭的背景，运输官盐，赚到 了第一桶金。然而，办盐风险太大，他们决定另谋他业。 　　孙氏兄弟首先调查了当时海关进出口货物的情况，发现外国机制面粉的进口数量日见增多，每年要赚去国人 70 到 150 万两的关银。虽然洋面粉的售价是土面粉的 4 倍，但因其色泽洁白、 粉质细腻，仍然很受国人的欢迎。而当时，国家为了鼓励工商， 还对面粉业给予免税的优惠。孙氏兄弟一眼就看准了机制面粉市 场的利润空间和广阔前景。 　　1900 年阜丰面粉厂 　　虽然人生地不熟，但两兄弟还是毅然决定挥师东进、抢滩上 海。他们把厂址定在苏州河边，这里水陆交通便利，且地价便宜。 同时，他还考察了英国人的增裕面粉厂。这家外资厂光绪二十三 年（1897）刚刚落成，正在试机出粉。孙家竟然有本事说动英国 人，答应他们拿 300 担国产小麦试验。孙多森派人在该厂呆了两 天一夜，详细掌握了制粉的全过程，计算了成本和赢利，为孙家 面粉厂刺探了军情。光绪二十六年（1900），经过了两年的筹办， 阜丰面粉厂正式开张了。孙多鑫花 5 万两银子从美国买回机器， 　　有钢磨 16 部，每天可出粉 2500 包，是英商增裕面粉厂的 3 倍。 除了外国设备和技术，精明的孙氏兄弟还敢于大胆吸纳国外人才 参与管理，使阜丰厂的管理水平迅速提升。面粉上市需要一个商标，孙氏兄弟想来想去，竟然叫作“自行车牌”，因为在当时的 上海，自行车是个时髦的玩意，代表着速度，把自己的面粉事业 比作自行车是个蓬勃向上的好兆头。为了让自己的面粉迅速占领 市场，孙家兄弟一上来就打了个价格战。当时外国人的面粉厂用 的全是进口的洋麦，阜丰厂则用洋麦和国麦混合，更适合中国人 的口味，而且价格便宜很多。他们把面粉拆成几斤 装的小包，一 家家饮食店、点心店去推销，很快就成功地打开了局面。 　　孙多森创办中国第一家华商阜丰面粉公司，自任总经理，他 哥哥孙多鑫任协理。公司创办的成功，使他声名远播，从而引起 孙家的亲戚、在北方主办实业的周学熙（孙称周为姻丈）的重视， 并向袁世凯推荐，进入北洋实业界。 　　出任中国银行第一任总裁 　　他在北洋时曾担任直隶全省工艺总局总办、启新洋灰公司、 滦州矿务局协理，创办和参与创办了许多重要的经济实体，如中 国实业公司、通惠实业公司、北京自来水公司、河南通丰面粉厂、 山东通盖精盐厂等，是周学熙的重要臂膀。 　　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后，孙多森作为清廷内阁和议代 表随总代表唐绍仪去上海议和。中国银行总行民国元年（1912） 七月在北京正式成立，孙多森于当年十一月至第二年五月，出任 第一任总裁。初任命时叫管理，几个月后根据《中国银行章程》 改称总裁。在中国银行创办之初，主掌了一段中国银行的业务。 他在位虽然只有短短半年时间，但那是个民国初建，南北对峙、 政治形势非常紧张，财政上捉襟见肘，各种矛盾错综复杂，万事 开头难的时期。孙多森凭自己的胆识和智慧，积极稳妥地处理大清银行中的商股问题，终于使这一中行初建时的巨大矛盾得以理 顺。 　　孙多森上任后，鉴于中国银行不仅在用人上大多沿用大清银 行的旧人，制度上也大多沿用旧式的管理方法，遂提出一系列的 改革措施：将原有的 3 处分行增加到 19 处；派范季美和朱筱康 专程前往日本考察银行业务和组织制度；主张以在政界有声望的 官员担任各省分行的负责人 以熟悉现代银行业务的人及留学生 担任副职，这样既可以利用官僚的势力和威望招徕资本，又可以 利用有现代意识的青年人负责银行的具体事务；又派员去各省调 查商情，筹备高等银行学堂，从山西票号和徽州钱业挑选 30 余 人前来进修现代银行业务，为银行的长远发展培养了人才。 　　当时总行内部机构的设置，开始时只有营业、文书、发行三 局，另设秘书 2 人。孙多森上任后参照日本银行的制度，将三局扩大为国库、出纳、营业、发行、证券、计算、检查、文书共 8 个 局。为了防止工作人员营私舞弊和工作差错，他特聘请了两位外 国人担任稽核员和司账员，直接向他本人负责。这个稽核员的职 位就是后来的总稽核的雏形。对于稽核工作的高度重视，后来形 成了中国银行内部机构设置上的一大特点。总稽核的地位仅次于 总裁、副总裁，有权检查业务上的任何环节和漏洞。这对保证银行的正常发展，防止出现重大失误，维护银行的形象起到了重要 作用。孙多森还主持修订了《中国银行条例》30 条，这是由民国 财政部公布的第一个中国银行条例。这些措施，无疑都从法律上 维护了银行的健康发展。对于银行制度上的创始性建设，是他这 个中国银行初创期的总裁留给中银的最大遗产。 　　开办中国第一家私人银行 　　袁世凯当政的北洋初期，是个天下大乱的年头，财政的极度 匮乏仍是当局的第一头痛大事。财政部长换了一任又一任，公债 发行了一批又一批，外债也一借再借，民心已丧尽。作为国家银 行的中国银行，日子自然也难过极了。况且袁世凯为了对付南方 的革命势力，大搞军备，一再令孙多森为之筹办军饷，还抛出“善 后大借款”，又派出刺客谋杀了革命党人宋教仁，致使国内形势 更加动荡。孙多森自知这个“金融盘子”危机四伏，无心久留， 在民国二年（1913）四月周学熙辞去财政总长职务后，也于 6 月 份辞去了中国银行总裁职务。奉袁世凯令任安徽省都督兼民政长， 因皖革命党人抵制，遭囚禁，险些丧命。后经柏文蔚斡旋，才幸 免于难，离皖去南京。 　　孙多森回到北京后再也不愿过问政事，不久即赴日本考察实 业，数月才归，此后就一心一意地办实业，通惠实业公司、中国 实业公司等均是在这一时期创办的。为了使这些公司在资金上得 到保障，民国五年（1916）他又创办了中孚银行。 　　孙多森从光绪二十二年（1896）筹办阜丰面粉厂到民国五年（1916），创办了许多企业，但几乎每个企业都遇到了资金短缺 的困扰，因当时的银行业远远不能适应民族工业发展的需要，放款的数额少而且范围狭窄，利息又非常高。孙多森意识到银行的 至关重要，为使自己的企业能“活络”起来，在周学熙的支持下， 于民国五年（1916）十月创办了中孚银行。他自任总经理，他在 中国银行时的老搭档聂其炜任协理，卞白眉任总稽核。总管理处 初设在北京，总行设在上海，另在天津等处开设分行。后来发现 总行和总管理处分在二处极不方便，于是把两者归到天津北马路（即 解放后天津中国银行的行址），后来又迁到万商云集的上海。 中孚银行为股份制的商业银行，初为官商合办，后来实际上成了 孙氏家族的家族银行，为上海阜丰面粉厂、新乡通丰面粉厂、山 东济丰面粉厂、哈尔滨滨丰面粉厂调度资金。这反映了孙多森强 烈的家族利益观 念，同时也反映了他对官场的厌倦和失望。 　　中孚银行虽为商业银行，但经营的业务非常宽，有国内汇兑 及押汇、国外汇兑及押汇、抵押放款、存款、私人保险箱、贴现、 代募各种债券、货币交换、买卖生金银。其中代办国外汇兑业务（通过美国花旗银行、运通银行和日本帝国银行代办），在国内 属首创，是第一家特许经营外汇的商业银行。 　　中孚银行虽然后来遇到过几次大的危机，由于有阜丰面粉厂等经济实体作后盾，又有孙氏家族内部的合力，一直维持到全国 解放，公私合营后逐步归入国家工商银行。 　　民国六年（1917）五月，孙多森再次被北洋政府任命为中国 银行总裁，但因张勋复辟，时局动荡，未去就职，后来即被免去， 两年后病逝于天津。著有《直隶实业汇编》一书传世。